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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正呼唤一场深刻的“专业化”转型。
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荻认为，“十五五”规划所强调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正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方向。
这一逻辑同样延伸至正处于风口的并购重组领域。在深圳，2.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逾千家“专精特新”企业，正共同面临一道关键的成长考题：在凭借技术优势完成从0到1的突破后，如何突破发展瓶颈，从“小而精”走向“大而强”？
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李荻指出：“通过并购降低上下游交易成本，在业务间分摊费用，能有效减少‘内卷’，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这不仅是深圳实现其20万亿市值目标的战略路径，更是“十五五”期间，在金融机构回归主业、优化治理的背景下，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21世纪经济报道：“十五五” 规划建议提出 “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作为深耕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领域的专家，你怎么看？
李荻：首先，本次“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的核心就是“专业化”。金融行业的业务范围和类型是多样化的，光牌照就有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期货等十几种。前几十年中国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阶段，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所谓的“金矿”，所以跑马圈地，多面出击不一定是坏事，还往往能够带来不错的收益。但近一些年来，这种粗犷式发展和野蛮增长的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头了，各个行业（包括金融业）逐步进入到必须依靠专业化的精细经营来生存和发展的新阶段。
“十五五”规划建议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转变并指出了应对的方向，即每一家金融机构都应该充分认识自身的资源禀赋、能力边界和比较优势，做好规划，把资源配置到重点发展的优势领域和业务（即“主业”），实现扬长避短和“错位发展”，而不是重复照搬。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这要依靠“完善的治理”，金融机构深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改革。我觉得至少包括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董事会的专业化和功能性。董事会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决定公司的发展方向。因此高效专业的董事会是完善公司治理、推动公司“专注主业”、“错位发展”的基础。
二是要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和高效的业务团队来执行和落实董事会确定的战略规划。这需要发挥董事会专业的提名选拔的功能。
三是有清晰和一致的考核目标，并匹配相应的薪酬激励、升迁、调整等机制来有效地实现考核目标，增强奖惩机制对考核目标的敏感度，鼓励专业主义和长期主义，抑制短期逐利和风险投机。
四是强化内外部监督，包括企业内部的审计和风控、股东（如机构投资者）的介入和干预、资本市场的压力、舆论的监督，以及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
最后是要在国有和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中积极探索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效融合，完善“三重一大”事项党委前置研究机制，为企业发展引领正确航向并保驾护航。
21世纪经济报道：资本市场需 “健全投融资协调功能”，产业整合与并购重组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你认为如何通过完善并购市场机制、规范并购行为，引导资本向 “20+8” 产业集群、科技创新领域聚集？
李荻：一方面要为“20+8” 产业集群、科技创新领域的并购创造便利。
一是在政策方面进行差异化监管。例如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购放宽盈利要求，允许未盈利科技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上市，探索“同股不同权”架构，简化审核程序等。
二是政府提供专业高效的并购重组服务，包括信息整合、匹配撮合、融资支持等，例如搭建“并购信息平台”，整合标的库与资金端。
三是进行融资工具创新，降低融资成本与退出门槛。比如：鼓励并购贷款、银团贷款、投贷联动等融资方式；试点科创并购基金、S基金（二级市场基金）；发挥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的增信功能；引入境外资金等。
最后要打造高质量的并购服务生态。这需要有配备一流的投资银行和法律、财务、咨询、评估、托管、担保等方面的专业机构以及高素质的相关从业人员。
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对并购行为的规范和监督，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和产业生态。
这包括：鼓励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基于真实的协同效应开展并购，避免盲目扩张和过度负债造成的商誉减值和债务危机；强化并购合规性审查，包括并购项目的税务、财务、信息披露等，降低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保护并购各参与方的正当权益，维护健康有序的并购生态；严厉打击并购交易中的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违规违法行为，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市场竞争，避免形成市场垄断。
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辖区境内外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20万亿元，培育形成千亿级市值企业20家。如何解读？
李荻：截至2025年10月，深圳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574家，总市值超12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三年内，深圳需要实现近8万亿元的市值增长，增幅超过60%。
如何实现上市公司市值的快速增长呢？理论上有三种可能：一是现有上市公司业绩快速增长，带动市值大幅度提升；二是有高质量的企业成功上市，其高估值拉抬上市公司总市值；三是上市公司通过并购方式实现业务和规模的有效地和高质量地扩张，进而提升市值。本次深圳的行动方案的出台就是着眼第二（并购上市）和第三种方式。
行动方案并不是鼓励上市公司通过盲目扩张的方式来扩大规模。相反，要求聚焦新质生产力开展并购重组，鼓励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20+8”集群进行产业整合，通过真实的“协同效应”来实现市值的提升。
目前，深圳拥有2.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104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但多数企业规模较小。通过高质量的并购，可以降低上下游企业的交易成本，在类似业务之间分摊成本，减少“内卷”、提升市场议价能力，增强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为实现以上的目标，行动方案提出了比较完整有效的配套措施，包括一系列政策的便利性、政府和深交所相关服务的升级、并购生态的维护、乃至监管和风控的加强。对比2024年11月征求意见稿中的15万亿目标，本次印发的行动方案将市值目标大幅上调了5万亿，这反映了深圳对推动资本市场升级的强烈信心。相信通过认真落实行动方案的各项规划，相关目标的达成是很有希望的。
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在 “十四五” 期间已成为全球重要金融城市之一。在“十五五”期间， 深圳要如何在大湾区金融协同中打造差异化定位，助力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
李荻：深圳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金融重镇，肩负着“金融强国”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使命。相较于上海和香港，深圳的金融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
首先，深圳是一个产业核心城市，有着雄厚的先进制造业基础，可以依托这一优势发展产业金融中心，比如供应链金融和融资租赁等，服务“20+8”产业链本地化配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其次，深圳也是一个高科技城市，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金融业务中的应用，赋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
第三，深圳是中国外贸的中心城市，也是企业“出海”的桥头堡，在跨境支付、跨境数据流动和外汇兑换和交易等方面有巨大的需求，同时催生和推动了相关金融业务的发展。
深圳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背靠背，都位于大湾区，两者各自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和优势，可以相互配合协同发展。
一是功能互补，香港侧重国际投融资与财富管理，深圳聚焦科创投资与产业孵化，形成“香港资本+深圳技术”协同模式。
二是跨境互联互通，深化“深港通”“债券通”机制，推动前海试点跨境数据流动与外汇自由兑换，打造“离岸金融+在岸服务”枢纽。
三是构建大湾区金融安全网和跨境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统一反洗钱、数据安全标准，防范系统性风险传导。
四是推动制度型开放，利用香港独特的制度环境和监管体系股票配资学，开展Web3.0、元宇宙金融应用、稳定币等新型金融业务形态尝试，探索“监管沙盒”，在深圳就近开展相关研究，推动中国参与相关金融规则的制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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